【中文摘要】信用体系建设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政府治理的完善、社会风气的改进具有重要意义，但从目前实践来看，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尚存在一些障碍。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有助于维护市场正常秩序，有益于营造诚信社会环境，有利于提高政府监管效率。
【中文关键字】信用体系；立法；政府治理
【全文】
2018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指出：“探索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相关法律制度，研究制定信用方面的法律，健全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信用体系建设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政府治理的完善、社会风气的改进具有重要意义，但从目前实践来看，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尚存在一些障碍。
一、信用体系建设的障碍
当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尚在起步阶段，履约践诺的社会氛围尚未完全形成，无论是商业经营，还是社会生活抑或科研生产，欺诈、虚报、冒领、不端等现象均屡禁不止。为了克服上述难题，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全国各地纷纷出台相应的方案和措施，建立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但从目前实践来看，由于中央层面缺少信用体系建设的统一立法，各地信用体系建设缺乏标准，这可以说是信用体系建设的最大障碍。
首先，联合褒奖缺少统一标准。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通过荣誉“红利”、审批“红利”、便利“红利”、监管“红利”、交易“红利”、推介“红利”六大信用“红利”让守信者获利，并以此推动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但在实际操作中，判定守信者的标准、程序、依据并不统一，确定守信者可获福利的方式也不明确。大多数地方政府只是停留在荣誉红利上，如在政府信用网站上表彰公示守信的企业、组织和个人等。对于其他红利，如守法诚信者如何享受审批红利、监管红利以及交易红利，除了浙江、河北、湖北、上海等地在《意见》的基础上略有扩展外，其他地方政府均未有所突破，也很难有所突破。
其次，联合惩戒缺少法律依据。当前，各级政府和人民法院都在对失信人实施惩戒措施，其中，法院对于失信被执行人的联合惩戒措施最为有效，失信被执行人不仅在出行、住宿、工作、信贷等方面会受到限制和影响，而且还可能波及家庭成员的生活，如影响子女的正常上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被执行人，子女不得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上述举措虽然对失信被执行人形成了强大威慑，但若仔细推敲不难发现，其法律依据并不充分。《民事诉讼法》第255条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对失信被执行人采取限制出境、通过媒体曝光等符合《民事诉讼法》之规定，但对失信被执行人考公务员、入党、入伍、当人大代表、当高管、子女入学等采取诸多限制则缺少法律依据。《立法法》第82条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显然，对于失信被执行人的限制措施很多都减损了权利，增加了义务。而对于失信者的惩戒依据并不是法律，而是来自于规范性文件，来自于司法解释。
最后，信用体系建设难以形成合力。企业、组织、公民的信用信息分散在法院、公安、工商、食药、民政、国土、银行、网信等部门和单位中，有的信用信息甚至在微信、淘宝、滴滴、ofo、摩拜、芝麻信用、京东等商业机构中。从当前实践来看，信用体系建设尚未形成合力。就政府而言，政府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信用信息互不相通，信息滞后现象屡有发生，不同平台之间的信用信息存在不一致、不准确的现象。从社会企业方面来说，企业所掌握的各类信息，无论是平台上储存的信息，还是经过大数据测算得出的信息，均未向政府备案。当下发生的多起滴滴司机侵犯乘客的事件及其他事件，均说明企业向政府报备数据的重要性。
|
